菁英 | 于慈江：回望诗的1980年代兼谈诗人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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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慈江，北大中文系文学学士、硕士，美国雷鸟国际管理学院MBA，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博士，北师大文学院文学博士。诗人、译者、诗评人、文学评论家、资深审读审译专家。曾供职于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过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外国文学评论》和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亚利桑那华报》（主编）；出过诗集《漂移的岸》和《以诗论诗》（与人合编）；著有《接包方视角下的全球IT和ITES离岸外包》《杨绛，走在小说边上》《写在朦胧诗边上》（待出）；译有《老虎写作》《绿爪子——小熊帕丁顿系列之一》《锐不可当——发掘隐蔽资产，更新企业核心并刺激赢利增长》和《超越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人力资本新科学的人才学》等。现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人文教育研究院院长暨人文教育首席专家。
原编者语：北大1984届本科生、1987届硕士生于慈江博士以亲历者的身份打开记忆的大门，带着大家重临风云际会、充满激情的1980年代，详谈海子（1964-1989）和同时代涌现的其他北大诗人。
于慈江在北大图书馆门前（1994）
说到海子，其实我是有一定发言权的。我跟他相差一级吧——我是80级的，1980年考入北大，是中文系文学专业的，海子是法律系79级的。他比我小一点儿，应该是1964年生人，我是1962年。他不仅年岁小，上学也似乎比我早；我非但上学上得略晚，还因从白山黑水随父母南下夜郎国投身所谓“三线建设”，而被迫在东北和西南不同时地的一年级连着蹲过三回。
于慈江在北大32楼门前（1981）
可是在学校的时候，我其实并不认识海子，只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我跟他的好朋友诗人西川比较熟，跟西川同班的女诗人陶宁也熟。他们西语系的人写诗和中文系的人写诗可能有一个区别：就是中文系无论是文学专业还是汉语专业的人写诗，受中国传统诗歌的影响会比较重，往往会端着一个架势；西川他们呢，接受的更多是外来的影响，所以不是那么拘束。
于慈江平生过的第一个正式生日（与同班同学在学校餐厅聚餐，1981）
而学法律的海子入学时算是小神童，年仅15岁。和他类似的小神童北大也有一些，比方78级的李书磊，入学时年仅14岁，年岁上是师弟，1964年的，级别上他是师兄。他进北大本科是图书馆系，后来硕士的时候就转到中文系，跟我是一个导师，比我早一届。
说到海子，说到李书磊，我想说的是，我跟所有这些人的渊源在于，我是当年北大的学生里面，几乎唯一一个全方位搞新诗诗评的。上研究生的时候，我是谢冕老师的学生，同门第一届的师兄是黄子平和张志忠，还有师姐季红真，他们都是77级左右的本科；然后第二届就是李书磊、钟友循和吴秉杰；然后就轮到我和张颐武，算第三届。
和他们不同，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诗，这大概主要是因为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恰好也是谢老师指导的，写的是流沙河其人其诗——我记得论文题目叫《不倦的蟋蟀吟》。
我手上的这本硕士毕业论文是硕果仅存的一本了吧，叫《朦胧诗与第三代诗：蜕变期的深刻律动》。它的主体部分发表于1988年第3期的《文学评论》，是该刊当年的编辑部主任陈俊涛老师主动向我要的。我记得这篇文章引来了不少读者。
于慈江硕士论文封面（1987）
比方说，在诗人北岛曾任教过的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C Davis），就有一位叫Michelle Yeh的华人教授，台大毕业，中文名叫奚密。她1988年读到我的《朦胧诗与第三代诗：蜕变期的深刻律动》这篇文章后，便按照文章后面的作者联系方式，用英文给我写了一封信，向我索要一些研究中国新诗的材料。我就给她寄了一大包书刊过去。
几年之后，我到美国留学的时候，学比较文学的时候，跟她有过一些电话和书信来往，但是始终都没见到面，至今仍未谋面。这是挺遗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一直有神交。她后来在她写卞之琳的一篇文章里，也特意提到了我另外一篇反响不错的文章《新诗的一种“宣叙调”》（福建《当代文艺探索》1985第4期）。
于慈江论文《新诗的一种“宣叙调”》
关于这篇文章，有至少三个小事例或值一说：一是诗评家唐晓渡当年是认识这篇文章（钱锺书先生所谓“蛋”）在前、认识我本人（钱锺书先生所谓“下蛋的鸡”）于后（“您是？”——“于慈江。”——“哦，《宣叙调》。”），说明这篇文字曾给包括他在内的一些圈内人留下较深印象；二是当年诗评家陈仲义（诗人舒婷的丈夫）因曾在河南的一份文学批评刊物上大段使用我这篇文章的文字（包括我第一个用于评诗的“宣叙调”这一概念）却并未注明引用和出处而遭到我一些朋友诟病；三是北大高远东师兄在其写于2014年的《于慈江的归去来》一文中，也曾特意追忆我当年的这篇《宣叙调》。
这里之所以提到我当年的本科和硕士论文，主要是想说明，我是北大当年唯一一位既评北大的学院诗、又做“朦胧诗”吹鼓手的年轻学者。或者说，我当年虽然研究生还没毕业，就已经是所谓的知名青年诗歌评论家了。当然这个我不太敢当。可是，它的的确确是这么一种状态。
于慈江藏北大孙玉石老师赠书（1986）
那么当年在北大，不仅我的导师谢冕老师主要是搞当代诗歌评论的，给我引了路，搞现代阶段诗歌的孙玉石老师也不吝于提点我。跟我特别投缘、对我影响较大的还有学问既扎实又特别低调的洪子诚老师——他后来因一部响当当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成了大师级文学史家，一直鼓励我研究所谓“新诗潮”。而我这篇硕士毕业论文就是关于“新诗潮”的。
于慈江和北大洪子诚老师在蔚秀园（1994）
当然，还有我的大师兄黄子平，他最早的一篇新诗评论文章写得非常好，是写诗人公刘的《从云到火》吧，我记得，当年很有影响。所以当时很多人找他，搞诗就找他。然后他自己大概不想囿于新诗的小圈子，同时也是出于爱护我，就把这方面的活儿一股脑儿都推给我。当时陈俊涛老师要编一套当代文学家成名作丛书，其中的诗选就在子平师兄的推荐下请我来编和评。
我记得当时编出来叫《等待日出——中国当代新诗成名作选》，出版社都征订了，但是后来终于没有出版，稿子也让出版社给弄丢了。虽然多年之后还是拿到了一笔微薄的补偿性稿费，内心一直还是很遗憾的——这部胎死腹中的稿子算是我第一部比较成型的书稿。
于慈江编评《等待日出》诗选征订广告
这就是我在北大的一点儿渊源——除了给当时影响极大的“朦胧诗”做吹鼓手，我主要是评论北大的学院诗。当时北大的学院诗里头着实有不少活跃分子，像郭小聪、孙霄兵、熊光炯、胡迎节、沈群、卫永聪、西川（刘军）、海子（查海生）、骆一禾、阿吾（戴钢）、老木（刘卫国）、林静、谭宇航、徐汉平、纪泊、陶宁、白玄、海翁（臧力）、叶田/林夕（张旭东）、缪哲、章立锋、邹玉鉴、戈麦（褚福军）、阿木古朗、野渡、徐永、恒平、清平、洛兵、张黎、绿影（张鹂）、陈平、周忆军、空谷、郁文、曹雅学等，都很活跃。
我记得给我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的是西川。我们一起参加过“第二届未名湖诗歌朗诵会”。西川朗诵自己的《秋声》，获得了创作一等奖、朗诵二等奖。我自己的诗《黄河沉思》当时是由英专的王强（后来新东方的王强）和计算机系的叶农两个人朗诵的，获得了朗诵一等奖。获得这个一等奖之后，中文系和五四文学社曾在北大的办公楼搞过一个座谈会。当时搞语言的王力先生被请去了，我记得还有胡双宝老师和79级留校的师兄李小凡——后来，李小凡60岁不到就过世了。
于慈江藏《未名湖》
（总第1期《星柏之路——西川诗选辑》）
在那个座谈会上，我即席朗诵了我的这首《黄河沉思》。王力先生说：“你这首诗不错。前一段时间黄河游览区的人向我索诗，我觉得你这首诗就可以送上去。”（我这首诗的主体部分后来机缘凑巧，倒的确发表于黄河流域——山东《黄河诗报》1988年第10期，算是后话了）20啷当岁的我当时听了不免有些激动，觉得是一种莫大的鼓励——老先生当然是出于一种鼓励了。这应该是近距离接触王力先生的最后一次。没过三两年，他老人家也过世了。
于慈江（后排右2）在北大办公楼朗诵《黄河沉思》后与王力先生等合影
现在，请看我手上这几本书。这两本是《新诗潮诗集》的上下册，这一本是《青年诗人谈诗》。这三本书都是老木编选的，属于“未名湖丛书”，是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印制的内部书刊，1985年编选，收有当时以“朦胧诗”为主体的北岛、舒婷、江河、芒克、顾城、杨炼、多多、严力、林莽、晓青、梁小斌、王小妮、韩东、吕德安、王家新、王小龙、翟永明、欧阳江河、柏桦、贝岭、岛子以及北大的骆一禾、西川、海子、纪泊、白玄等诗人的诗。《青年诗人谈诗》里倒数第二个谈诗的，是海子。
这套书的文学史价值就不用说了。当时虽然也有类似的一些出版物，比方，《朦胧诗选》就是阎月君主编、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算是影响比较大的。但是它影响再大都不如这套内部读物。像这套书，现在的市场价至少也该是几千块了吧？就是买不着了。我手头这一套也是后来一位朋友送给我的。我当年收藏有好几套，我一出国就把它们和其他大部分书都放在外文所一个同事兼朋友家。他后来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就把它们都给散发了、送人了，我就没有了。我现在算有这么一套。
老木主编的《新诗潮诗集》
我跟这套诗集的渊源是什么呢？前几年，我记得谢冕老师接受福建一位女诗人采访的时候曾经说，1986年，北大中文系发起成立了“中国当代新诗潮诗歌十一人研究会”，吸收了海子为成员。当时海子已从北大毕业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这个研究会成员还有李书磊、骆一禾、于慈江、西川等，都是比较优秀的北大诗人。他也应邀担任名誉顾问。谢老师所说的这个研究会的成员应该也包括老木。这个老木呢，真名叫刘卫国，跟我是同班（文学大班）同学——他后来好像是因为得了肝炎，就从79级降到我们班来了。在这个研究会成立前后，我和除老木之外的其他北大诗坛中人大概觉得自己是所谓正宗做学问的人，就多少有点儿不屑于做这种边角杂料的事儿，就没怎么参与，也就跟这个历史性的一件事情失之交臂了。想想挺可惜的。
而当时老木呢，他做事可能没有那么多考量和纠结，又比较干脆、比较敬业，这事儿就揽下来了，就开始干。没过多久，他就俨然成了振臂一呼、应者如云的一方领袖，因为多数诗人都愿意挤进这个集子里。他自己后来的诗歌也写得非常有起色有进步，跟这档子事很有关系。所以，有些东西真是不好说，机会在你面前，你却没有去把握——我指的不是给自己机会，而是说参与一件回头来看挺有意义的事情。总之，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是这个事情我是知道的，也是在北大整个氛围里出现的。
于慈江与老木、唐晓渡（2017）
谈海子，不能不谈这套《新诗潮诗集》——虽然很遗憾的是，这套诗选只收了海子的一首诗，叫《女孩子》，在第774页：
她走来
断断续续地走来
洁净的脚
沾满清凉的露水
她有些忧郁
望望用泥草筑起的房屋
望望父亲
她用双手分开黑发
一枝野桃花斜插着默默无语
另一枝送给了谁
却从没人问起
春天是风
秋天是月亮
在我感觉到时
她已去了另一个地方
那里雨后的篱笆像一条蓝色的
小溪
这首诗明显不是“朦胧诗”，应该是一首爱情诗。虽然你可以说它就是单纯在描述一位妹妹，但是我觉得其实是描述诗人自己喜欢的一位女孩子，一位我们常常用“邻家女孩儿”这几个字眼来描述的比较清纯的女孩子。海子用“女孩子”作为这首诗的题目，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虽然海子有很多诗，比如我一会儿要讲到的，老木并没有选，但我还是觉得这首诗选得好，比较海子。而且说老实话，海子这首诗我实际上是第一次读到——虽然我有这套诗集，可是以前从来没有留意过。这首诗就我所知，好像也很少有人提到。因为我们今天刚好谈到北大的学院诗，谈到北大出的这套《新诗潮诗集》，才有机会发现并仔细地欣赏海子的这首《女孩子》。
我抱的这堆书里有一本叫《朦胧诗论争集》。前两天我和也是北大毕业的一位博士、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的鲁太光学弟一起聊天。他跟我说：“于老师，我最近看到一本《朦胧诗论争集》，里头收了你一篇文章，好像是最后一篇。”我就回答他说，是学苑出版社出的，姚家华编的。这本书是总结整个“朦胧诗”论争的，所收文章就截止到1988年。我的文章就是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这篇《朦胧诗与第三代诗：蜕变期的深刻律动》。因为发表得比较晚，刚好是1988年，所以就按时序放在了最后。这部文选的序言是谢冕老师写的，收有公刘的《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谢冕老师的《在新的崛起面前》、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顾工《两代人——从诗的“不懂”谈起》等。刘登翰和吴思敬等老师的文章也在里面。
那么说到海子，我想把我的《文化反思的缩影与人格嬗变的圆雕——未名湖学院诗歌略观》这篇文章呈现给大家。这篇文章的结尾处有一个说明——“本文原是于慈江为张旭东、海翁、郁文等编选的《未名湖学院派诗选》所写的序言”。这本《未名湖学院派诗选》虽然因故没能出版，我的这篇序言还是在我们中文系编的《启明星》杂志上发表了。
当时的《启明星》《未名湖》都是北大的学生刊物。这篇文章最后标注的是，1986年6月17－25号初稿于东效定福庄。那时候我在北大上研究生，为什么会跑到东郊定福庄了呢？因为我哥哥当时在那里的北京煤炭管理干部学院进修英文，后来以第一名的成绩拿下了煤炭部公派出国的名额。我当时是到那儿去看望他，在那儿定的稿。
于慈江学院派诗论文之一
（载于北大《启明星》总第14期）
这个张旭东写诗用的笔名是叶田，现在在纽约，也是在搞中国文学，搞得风生水起的。这个海翁是谁呢？他叫臧力，比张旭东低一级，现在是北大中文系的教授。他后来又改笔名叫“臧棣”，可能是觉得力量的力字太一般了吧。现在臧棣的诗也写得很有特色，也是广为流传了吧。他跟西川他们都是北大出来的优秀诗人，也都是我的好朋友。我独独跟79级的海子、骆一禾不太熟，跟海子尤其没有什么交集。当然，也有人说，没有交集或不熟你还能评他、重视他，表明你对他的诗和诗才看好。
这么多年过去，我回头再看我当年的这篇文章，发现我写海子居然写了很大的一段。所以，我觉着有必要在这儿给大家读一读：
【同样是文化的关注，海子则又显露出另一番面目。他不像邹玉鉴那样捡拾一些文化的边角料零敲碎打，而是尝试用组诗的形式营造一些结构形态，并企图通过最初始抽象的概括去接近古老的东方文化本体。《易经》八卦、“阴阳五行”对其诗的影响非常浓重。写的较有质量的《如一》（慈江按：这是海子一个组诗的名字）便是作为一个象征系统出现。这些诗的表面形态似乎都与男女欢爱有关联，但其深层结构其实是“天人合一”观念笼罩下的阴阳对立、转换、互补，化生“如一”。
这里的日头直射
人们的脊背
只有夜晚
月亮吸住面孔
月亮也是古诗中
一座旧矿山
（慈江按：这是组诗《如一》中的《哑脊背》。在这里，）“月亮”被称为“旧矿山”，表面是指古诗人的素材之源，其实更是男人之源、人之源（日月化生万物）。“西边山上/九只母狼/东边山上/一轮月亮/我反复抱过的妻子是枪/枪是沉睡爱情的村庄”（慈江按：这是《粮食》，海子的诗《粮食》）。狼虫吠月求偶的传说被巧妙地化合在诗里了。因此，在海子诗里，“月亮”是一个很有意味的关键意象。此外（像）“水”“蛇”“女人”等，某种程度上都成了同一的繁殖力、生命力的象征，而海子的全部诗作也相应地成了生命力的聚合。
这样，他的诗自然地染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因而，海子的诗隐隐然与杨炼代表的现代史诗取了同一步调，并最终实际上成了他们的同志者。然而，海子的独特意义在于，他的诗的出发点与最终归宿都首先是诗，而非文化研究的材料。在这一意义上，他比其他现代史诗的一般追求者明显高出一筹。而在整个未名湖诗坛上，他的诗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最接近诗的本质。】
于慈江论文《文化反思的缩影与人格嬗变的圆雕——未名湖学院诗歌略观》一页
说到这儿我不能不插一句，我还是有点儿眼光的。在那个时候，1986年，海子还只是在学院写诗的芸芸众书生之一，我相信没有几个人关注他的诗。那时候他可能甚至都不如西川有名，我却已看出他高人一等的一些迹象来了——而在整个未名湖诗坛上，海子的诗某种意义上可说最接近诗的本质。这是我当年对他的一个基本判断。
【但大概是太想成为艺术品、太过刻意追求的缘故，他诗中的历史文化意识缺乏现实意识的基石，使本来的有目的的批判的追寻变成了原始崇拜，尚有待对自身做更进一步的超越。然而不论如何，海子的更大发展是可以期待的。】（慈江按：这是我对他的一些期许）
这有个几百字了吧，差不多小一千字了吧。而且，像《如一》这首诗包括其中的《哑脊背》并没有听说多少人关注过。我当时是从史诗的角度切入来讨论这首诗的。海子的诗其实主要不在这些方面。我在文中的其他部分也提到了他，但都只是轻轻地点了一下。而这篇文章也只是我当年在北大为学院派诗所写的评论的其中之一，其他的我一时无法找到。很难找到了。我相信一些诗友、学友手头会有《启明星》《未名湖》。我当年出国留学时因为行囊容量有限，就把与自己相关的文章切下来，单篇带走，那些整本的杂志只能忍痛割爱了。我希望将来谁有这方面的原本可以分享。像我这篇文章写于1986年6月，大概就是发表在1986年某一期的《启明星》杂志上。
《启明星》培养了不少作家。像当时我们系有一个年轻老师，叫曹文轩，1954年生人，儿童文学作家，也写成人的长篇小说，主要写农村题材，当时教我们台湾文学，虽然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但早就是老师了，当年就在《启明星》上发表过一篇小说，叫《第十一根红布条》。再比如，我的大学同窗中有一位为人为文一向都比较扎实低调的彭程同学——前两天大家聚会时，他还送了我一本签名本，是他的散文集《在母语的屋檐下》，写着“慈江兄惠存”，当年也已经在《启明星》上面发表他的情调散文《邵阳小记》了。他这么多年下来一直坚持写散文，出了好几本集子了。他告诉我说，好像广东一家出版社即将出他的一本散文精选集。
北大文学内刊《启明星》某期预告页
所以，北大还是一直有一些人在坚持为文、搞文学。海子、西川、骆一禾、阿吾（以口语诗《相声专场》名世）、臧力这几位诗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比较显眼的一部分。我本人也一直在陆陆续续地坚持写诗。我手头这本诗集叫《漂移的岸》，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出的。为我做序的有谢冕老师、任洪渊老师，还有别的几位朋友。在我这70余首诗里头，也有蛮有意思的，可堪一读。像我这本诗集的开篇就叫《雨季之后》：
总是蓝玻璃透明的天空
雨后的云朵法则般纷乱
当远游的人思念家乡
野花却不在意开在哪里
投错胎的孩子的哭腔
是稀有金属出土的声音
从内在结构上改变女人
历史的扑满裂开缝隙
又一个百年印上万年历
古董店挤满从前的日子
年来出海的人纷纷返航
提前戴上老花眼镜
替一个古老部落算命
1997年4月16日于加利福尼亚州
我这本诗集是1997年出的，所以这是诗集里最新的一首诗。
于慈江（笔名慈公）诗集《漂移的岸》（1997）
说起来，海子就是出自北大这么一个氛围、这么一个环境。而北大当年是最有20世纪80年代气息的一个校园。他后来到了中国政法大学去当老师，据说就比较苦闷，好像跟女朋友的关系也不是很好。这一境遇也催生了海子的诗，但他的诗的最早的源头就是在北大的那几年。因为据我所知，他的一些同学也写过一些回忆文章，我读到过一些，其中说到在他们眼里，他就是那种小毛头，他那些学兄学姐就只会胡噜他的头，不拿他当一回事儿，并不知道他自己其实人小心大。那么，这是一种爱护也罢，小视也罢，对海子的成长其实都有推动、挤压、按摩、抚慰或是刺激的作用。
1990年我已经出国留学了，在科罗拉多大学Boulder分校学比较文学。刚好当年的《今天》杂志在欧洲复刊，还是北岛主编。我手头这一本是它复刊的第2号——1990年第2期，总第11期。我们通常看到的现在的《今天》杂志，是32开本的，与一本普通的书大小一样。我这种16开本的我相信一般的读者都没有见过，也很薄。他们当年办刊，资金上也比较困难。
于慈江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留学（1990）
记得大概是1990年春节的初一还是除夕，诗人北岛从欧洲给我往美国打了一个电话——应该是我的晚上，是他的什么时间我已经没有概念了。稍事寒暄之后，他这样问我：于慈江，你能不能给多多写一篇诗论？诗人多多是“《今天》诗歌奖”的首届获奖者——记得当年是在1988年还是哪一年，在北京饭店旁边的哪一个地方，开过首届奖的颁奖会。那次我参加了，记得黄子平师兄也在，北岛们都在。与多多的那一次见面是我出国前唯一的一面。
北岛来电话的时候，正赶上我在科罗拉多州上学，时间很紧张，不敷分配。可是，我觉得这个任务义不容辞，就勉力答应了。在收到北岛委托多多、奚密和赵毅衡等寄来的多多各种诗集之后，我用了大约一个礼拜的时间反复研读思考，又用了几天成文。把原稿寄过去之后，北岛他们提了一些意见，我改了一遍又寄回去，很快就发表了。我当时用了一个笔名“江江”，文章的名字是《诗的放逐与放逐的诗——诗人多多凝视》，登在《今天》1990年第2期，第68页。
这篇文章从美国寄到欧洲发表之后，发生了两件小插曲。一是《今天》当时的编辑部主任万之（本名陈迈平）给我写了一封信过来，说：江江兄，我原来有一位知青战友，也叫江江，你是那个江江吗？我回信说：余生也晚，挺遗憾没有这个荣幸插队，倒是赶上这拨洋插队了，你要找的肯定不是我。
于慈江（笔名江江）诗评《诗的放逐与放逐的诗》（《今天》1990年第2期）
还有一个小插曲和我当年一位忘年交朋友有关。他叫赵毅衡，1943年生人，跟我父亲年龄差不多——我父亲1937年生人，是卞之琳先生的研究生，当年在美国加大伯克利分校读书的时候译介新批评，也写过一本书，叫《远游的诗神》，对中国国内的批评界有一定影响。他当年跟我前后脚，也写了一篇多多评论。他读到我的多多评论之后，就把他自己写的评论多多的文章给我寄来了，内附一封短信说：慈江，你的那篇多多评论在《今天》上发了，我的就没地儿发了，只好送给你看着玩儿了。
之所以说到《今天》，是因为这跟“朦胧诗”、跟学院派诗都有关系，跟这个比较新潮的所谓新诗潮诗也有关系。但重读1990年这一期《今天》的最大收获却是，我意外地发现在该期第36页上，有海子的《神秘故事三篇》，收录在第一个栏目“小说”里。由于作者海子刚刚过世不久，他的名字加了黑色的框。同样在这期里头、第43页上，有海子的三首诗《最后的诗篇》（海子在诗里说，“我就是一把空空的铁锹/铁锹空得连灰尘也没有”）。有意味的是，放在诗歌栏目首位的是北岛的诗《在路上》，而被纪念的海子的诗则被置于第二位。编辑部当时的这样一种排序显然是费了一点心思的。
海子的诗《最后的诗篇》
（《今天》1990年第2期）
让我多少有些吃惊或意外的是，海子除了写短诗、写长诗和写组诗，居然也写过小说。这多少有一点儿像北岛。
北岛向来以诗名世，大家都知道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诗人。北岛基本上是写短诗，很少写长诗。他过去写过一首长诗《白日梦》，发表在《人民文学》1986年第8期上。我是当年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给北岛这首长诗《白日梦》写了长篇评论的人。当年北京文联和作协要出一份文学评论杂志，我的评论文章《〈白日梦〉的解读及其他》是他们的约稿。结果文章交给他们之后，他们的杂志却胎死腹中出不来了。这篇评论只好顺手给了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编的内部刊物《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1987年12月号，总第36期）——当时是我的好朋友张兴劲负责编辑，是他向我约的稿。
记得我这篇文章用的是笔名“慈公”，我1997年出版诗集《漂移的岸》时，用的也是这个笔名。这个笔名与我的大学同窗有关——当年不拘男女，所有的同学不是被戏称为某“老”就是某“公”。譬如，我们有一位女同学叫甘露，大家就都叫她“甘老”。而我，就被大家叫成“慈公”（据本科同窗季元宏多年后回忆称，这么叫我他是“始作俑者”），因为我的本名中间有个“慈”字。
首载于慈江（笔名慈公）诗评《〈白日梦〉的解读及其他》的杂志
我的《〈白日梦〉的解读及其他》一文后来更名为《〈白日梦〉解读》，被正式地发在了天津的《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6期）。但其实，北岛除了长诗以外，还写过小说，比较有名的一篇叫《波动》。北岛小说虽然写得不多，却有不少拥趸。至于海子也写过小说，这么多年过去，我的确是才注意到。我最初把这本《今天》拿出来，主要是想说明我跟学院诗、“朦胧诗”乃至新诗潮的一点渊源，却意外地发现了海子的小说。
海子的小说《神秘故事三篇》的第一篇叫《木船》，第二篇叫《初恋》，第三篇叫《诞生》，都非常短，也都写于1985年——分别是1985年5月25号、1985年5月22号、1985年5月22号。这是他的《初恋》：
从前，有一个人，带着一条蛇，坐在木箱子上，在这条大河上漂流，去寻找杀死他父亲的仇人。
他在这条宽广的河流上漂泊着。他吃着带来的干粮或靠岸行乞。他还在木箱上培土栽了一棵玉米。（慈江按：Wow，他的想像力很丰富）一路上所有的渔夫都摘下帽子或挥手向他致意。他到过这条河流的许多支系，学到了许多种方言，懂得了爱情、庙宇、生活和遗忘，但一直没有找到杀死自己父亲的仇人。
这条蛇是父亲在世时救活过来的。父亲把它放养在庄园右边的那片竹林中。蛇越养越大。它日夜苦修，准备有一天报恩。父亲被害的那天，蛇第一次窜出竹林，吐着毒信子，在村外庙宇旁痛苦地扭动着身躯，并围着广场游了好几圈。当时大家只是觉得非常奇怪，觉得这事儿非同小可。后来噩耗就传来了。因此，他以为只有这条蛇还与死去的父亲保持着一线联系。于是他把它装在木箱中，外出寻找杀父的仇人。
在这位儿子不停地梦到父亲血肉模糊的颜面的时刻，那条蛇却在木箱的底部缩成一团痛苦地抽搐着，因为它已秘密地爱上了千里之外的另外一条蛇。（慈江按：这个感觉意味深长）不过那条蛇并不是真正的肉身的蛇，而只是一条竹子编成的蛇。这种秘密的爱使它不断狂热地通过思念——渴望、梦境、痛苦和暗喜把生命一点一点灌注进那条没有生命的蛇的体内。每到晚上，明月高悬南方的时刻，那条竹子编成的蛇就灵气絮绕，头顶上似乎有无数光环和火星飞舞。它的体格逐渐由肉与刺充实起来。它慢慢地成形了。
终于，在一天早晨，竹编蛇从玩具房内游出，趁主人熟睡之际，口吐火花似的毒信，咬住了主人的腹部。不一会儿，剧毒发作，主人死去了。这主人就是那位儿子要找寻的杀父仇人。那条木箱内的蛇在把生命和爱注入竹编蛇的体内时，也给它注入了同样深厚的仇恨。
木箱内的蛇要不告而辞了。夜里它游出了木箱，要穿越无数洪水、沼泽、马群、花枝和失眠，去和那条竹编蛇相会。而它的主人仍继续坐在木箱子上，寻找他的杀父仇人。
两条相爱的蛇使他这一辈子注定要在河道上漂泊、寻找。一枝火焰在他心头燃烧着。
1985.5.22
我本没打算把海子这篇《初恋》读完，但是因为它写得太短了，一下子就读完了。我相信能听到或看到这个访谈的人，也算是有福了——在这个世上，在海子故世之后，有人认真读过他这几篇东西吗？即便有人读过，也应该是极少数人。
说起来，发表在《今天》1990年第2期的那篇《诗的放逐与放逐的诗——诗人多多凝视》算是一个句号，终结了我与20世纪80年代现代汉语新诗长达十年的联系。算起来，从1980年作为贵州省高考文科第二名考入北大以后，我就跟新诗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我的初恋，很大程度上都是靠我写于北大的一首诗《风——给韵》促成的。
说到这儿，也有一个小插曲。2016年8月，北大有一个毕业后做宝马车代理做得挺成功的87级女生，好像叫李莹，搞了一个叫作“北大诗&歌”的诗会，把从77级开始的北大诗人聚拢在一起，以朗诵和吟唱他们过往的作品的方式，重温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诗与情怀。
据朗诵我的《风——给韵》一诗的高翔（83级）朗诵后感言，30多年过去，除了79级的沈群（北大中文系沈天佑老师的公子，已故诗人骆一禾的同班同学）和80级的于慈江师兄没去（我是没有被通知到），其他的北大诗人大都去了。
从录像上看，西川也在那儿出现并朗诵了自己的诗。我的这首《风——给韵》（“韵”是我北大的初恋情人）比我唯一能背诵的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还长，高翔师弟却完全背下来了，还是配乐诗朗诵。这让事后看到视频的我不免大为感动。高翔当时在视频里感慨道：“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慈江兄在哪儿，头发是不是已经斑白了。”我的头发是稀少了，但是还没白。
如果高翔兄有缘读或听到这个访谈，那么请接受我最诚挚的谢意——我那首诗流淌的是情窦初开的小儿女情怀，很青春也很童稚，难为你30多年之后还能费心把它背诵下来认真朗读。
他当时还说：“北大有那么多优秀诗人，有无数优秀诗作，我也读了很多，但慈江兄这首诗是我唯一能牢记名字并能吟诵其中若干句的。而于慈江，也是我由衷爱悦的一个杰出诗人。在我的心中，这首《风——给韵》是一篇青春岁月的爱情宣言，是那个喷薄时代的精神象征。正因如此，在浩如烟海的北大诗作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阅读、演绎这首诗。”
与高翔师弟30年后重逢于朗读诗的舞台上（2017）
后来，还是79级的胡迎节（他毕业后写过一首家喻户晓的歌，叫《同一首歌》）师兄给我发来了一个链接说，有人在读你的诗，我才知道整个事情的端的和始末。
原载微信公号“未名湖是一个海洋”，本号获作者许可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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